有几次，我不禁想，如果我们都不那么高雅，我们本可过得更自在些。我们是那样的极度高雅，所以我们的范围十分狭小。座中有某高尔皮吉先生和太太，他们与银行的法律事务有某种间接关系（至少高尔皮吉先生如此）。我们要么就只谈有关银行的事，或只谈有关财政部的事，简直像宫廷引见名单那样专门化了。汉姆雷特的姑母有种家传的自言自语的恶癖，这对这种情况有所补救，无论提出什么问题，汉姆雷特的姑母总要自言自语乱侃一通。问题固然不多，但我们经常折回到血的问题上，而她在抽象理论方面和她侄子一样学识渊博。
这仿佛是一群食人者在聚会，谈的话都那么充满血腥气。
“我承认我和华特布鲁克太太的意见相同，”华特布鲁克先生把酒杯举到眼前说道，“除了血，其它一切都很合适！”
“哦！再没有比那更使一个人满意的了！”汉姆雷特的姑母说道，“总之，在——在一切那种事上，再没有那么·完·美的了。有些低能儿（幸好只不过是有些，而不是很多）喜欢干我称为偶像崇拜的那种事。绝对是偶像！崇拜职位，崇拜智能，崇拜诸如此类的东西。但这都是捉摸不定的问题。血就不是这样的了。我们看见一点鼻子上的血就知道这是血。我们在一个下巴上看到它就会说，那是血！就在那里！这是一个确确切切的事实的问题。我们说出来了。它不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