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国有制为中心的民生主义
改良派反对实行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这是因为中国无贵族制度，行平均相续法，赋税极轻，因而“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中国之经济社会，则惟当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结论是：中国今日“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改良派还极力抨击了革命派的土地国有论，认为以“定地价”为核心的单税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国有问题，实行土地国有制也不能解决所谓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问题，“一方面对于富者未尝能节其丝毫之专横，一方面对于贫者反使之蒙邱山之损害”。革命派则以欧美等国革命后社会问题严峻为例证，说明社会革命的必要与可行。他们主张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贫富悬殊问题虽不像欧美各国严重，但并不是没有贫富之分，“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在革命派看来，要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实行以土地国有制为中心的民生主义。“夫救治贫富之不均，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则不可不向惟一之土地而赋课租税。”“民生主义也，土地国有制也，单税法也，即建设新政府惟一之行政方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