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人性中有这样一些彼此明确划分开来的倾向，以至符合于所给予它们的这些名称，而且即使人性是固定的，如它有时被说成的那样，上述的情况也是真实的。因为即使在那种情况之下，人性是在许多不同的环境条件之下活动着的，而且正是它和后者的交互作用决定着这些倾向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后果和社会意义与价值。所谓人性结构的固定性丝毫也不能解释各个氏族、家庭、民族之间的差别——那就是说，它本身不解释任何社会的状态。对于遵循哪些政策有益，它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它甚至也没有为保守主义辩护来反对激进主义。
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人性的这种所谓不可变动性。因为虽然人性中某些需要是恒常的，但它们所产生的后果（由于文化——科学、道德、宗教、艺术、工业、法律规章——的现存状态）又反作用于人性的原始构成因素，以至它们构成了新的形式。因而，整个的局面都改变了。单纯只诉之于心理的因素，既要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又要制订关于应该怎样做的政策，那是徒劳无益的，这一点是谁都明白的——但它却曾用来作为一个简便的窍门使得为某些集团或宗派根据别的理由所提出的政策“合理化”。“竞争”既推动人们去战斗，也促进有益的社会进步，这个事例在这一方面对我们显然是大有助益的。同时，对霍布斯的其他因素所作的考虑也支持同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