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张强硬而严格中央集权的“机体”国家者，如费希特，以至于主张温和而人道的自由主义者，如格林（T.H.Green），那些倡导“客观理性”（objective reason）的哲学家，当然都认为他们是在实现：存在于每一个有知觉的人心中的理性需求，而不是在抵制这些需求。无论这理性需求多么不够完美，毕竟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中。然而，进一步落实时，我却可能会拒绝这种“民主的乐观主义”，同时抛弃黑格尔学派的“目的决定论”，转而采取某种“意志主义”（voluntarism）的哲学立场，从而想要把我自己这一套用理性的智慧所构想出来的计划，为了社会本身的好处，强加在我的社会之中，但话虽如此，我可能会遭到我大多数同胞的长久反对。于是，假如我不坚持到底，这一套计划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展现成果。或者，我可能会完全抛弃理智，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了灵感的艺术家，就像画家把颜色调配在一起、作曲家把声音调配在一起那样，我用我独特的眼光，把人类塑造成某些模式；人类本是未经琢磨的素材，我把我富有创造力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人因此受难，甚或因此丧生，但人类却可被提升到一个较高境界之上，而若非我用强制性而富有创造力的方法，去冒犯他们的生活，他们或许永远都达不到这个境界。每一个为他们行为，找寻某些道德上甚或美学上借口的独裁者、异端审讯者（inquisitor）与暴徒等所使用的，便是这一种论辩方式。我必须为人们做一些他们自己无法做的事情，或与他们一起做这些他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而我也无法征询他们的许可与同意，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明白：什么事情对他们最有好处。事实上，他们所愿意接受的，或许根本就是一种庸碌可鄙的生活，或许根本会为他们带来毁灭，造成自杀的后果。让我再一次引述此一英雄式学说的真正创始人费希特的话：“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违背理智。”“人类惧怕将自己的主观性，臣服于理智之下；他宁可选择传统或一己的任性。”但是，人却必须臣服。[20]费希特提出他所谓“理智”的主张，拿破仑、卡莱尔以及浪漫的权威主义者，则或许崇拜其他的价值，而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他们凭强制力所建立的秩序，正是唯一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