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王朝由盛转衰,封建统治危机逐渐暴露之时,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日渐感到这种陈腐空疏学风的危害,开始发出讲求实学的呼唤。薛瑄在对理学进行批判改造和修正的同时,针对当时学术界“只是讲说,不曾实行”的恶劣学风,提倡实学理论。他认为:“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77],“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78],“为学最要务实,知一理则行一理,知一事则行一事”[79],“读书不为空言”,“当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实理于吾身心”[80],主张治学要务实致用,力行实践。他严厉批判科举词章之学,认为“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81]。它造成的恶果是使人把读书、治学当作是“进身之阶梯”,不知求实理,务实用,从而培植出一批“只是讲说,不曾实行”[82]的“章句之徒”和“为科目而著书”、“教人”的俗儒。
薛瑄首开明代实学思潮之先河,继起的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人,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无不猛烈抨击空谈之弊,大力提倡实学。陈献章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83]他倡导“立言”、“立功”、“立德”,认为此三者都是自我身心涵养的工夫,都是实学。王守仁更是对“天下波颓风靡”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致良知说,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84]。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动,在明中期迅速掀起了一股实学潮流。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激荡和推涌之下,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政治家、军事家,针对嘉靖以来纲纪颓坠、法度凌夷的状况,高扬求实进取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