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里还有一层关系。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们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中国文学有与西方绝不同之一点,西方文学在比较上是以戏曲与小说为大宗的,他们侧重在人生具体的描写,无论是浪漫派或写实派均然。他们对人生或赋以热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讽刺,他们常使读者对现实人生激起不满。因此有人说,西方文学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领导着人生使之更往前趋。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比较上以诗歌散文做中心。那些诗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牛的具体描写,他们只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平澹宁静,偏重对于失意人生作一种同情之慰籍,或则是一种恬适的和平人生之体味与歌颂。大体上在中国文学里,是“解脱性”多于“执着性”的。他是一种超现实的更宽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好像是站在人生后面的,他常使读者获得一种清凉静退的意味。他并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只随在人后面,时时来加以一种安慰或解放。因此中国文学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赏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鸣者。中国文学家常说:“诗穷而后工”,又说:“欢虞之言难作。”他们只对人生消极方面予人慰藉,不对人生积极方面有所鼓动。他们似乎缺少热拉拉的情绪,但可以使人在现实状况下解脱出来,觉得心神舒泰。西方的戏曲和小说,多半取材于都市,为商业文化之产物。中国诗和散文则多半取材于乡村与自然界,为一种农业文化之代表。都市与人刺激,田园给人宁澹,这是很自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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