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居住证制度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化建立一个过渡的桥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过程，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一个过程。目前，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负担非常沉重，短时间内取消户籍制度，会造成突然性的巨大负担加重，城市无法承受。但是，如果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而不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显然也无法顺利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不是也不可能是立即向所有的城市瞬时现有人口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城市的公共服务类型多样，涉及教育、卫生、交通、环境及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其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可能是平面式的、不分身份、不分其对当地的贡献地提供的。提供公共服务一定是分类的、分层次的、分人群的，比如说，对常住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对临时性的，甚至是瞬间的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显然是不同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也指的是常住人口，而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而居住证恰恰能够在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提供一个过渡的身份和桥梁，能够使人群分类，进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也可以以居住证为标准分类别、分人群进行。所以，居住证的施行能够避免一下子取消户籍制度可能导致的城镇人口的短时间快速膨胀，能够有序地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地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居住证的施行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提供的服务与积分相挂钩，分类分层次地提供公共服务，使得各类服务的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能够实现精细化服务。另外，利用居住证制度实现差别化地提供公共服务也使得这一制度在我国城镇更易推行。各类人群所能享有的公共服务若是不加区分、完全相同，势必会吸引一大批农业人口在极短时间内涌入城市，但是城镇不可能在短期内为突然膨胀的人口提供完善的服务，居住证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类情况的发生，使得城镇能够逐步拓展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有序地接纳外来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