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晚清的诗词作者纷纷挥笔记载这一事件，诸如“纪事”“感事”,抒“愤”表“哀”的文本大量涌现。因义和团事件的复杂性，为描述或表达此纷繁的内涵，这一时期的诗词文本大多采用组诗的形式。这些文本大部分作于1900年至1901年，数目繁多。以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为例，是书“诗词”类一栏中，共收录了98位诗人270个标题的近千首诗词，大部分的诗词都附有作者的论说与注释。③事实上，这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庚子秋词》共622首诗歌，却仅有15首被收录。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不久，大量诗词作品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义和团”的丰富文本。
除诗词文本外，还有描述和刻画义和团形象的小说文本。这些小说情节多采用以义和团事件为背景的叙述模式，着力表现动荡时局的特征。就笔者有限的搜集所见。
说唱文本方面，除话剧杂剧形式的作品外，另有所知传奇三种：一为陈季衡的《武陵春传奇》,全剧共八出，从一渔父与一士大夫的对话中，描绘出义和团之局势。一为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蜀鹃啼传奇》,是书为一剧本，有唱词有科白，全剧分二十出，叙述义和团始末。①还有支碧湖的《春坡梦传奇》等。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由南亭亭长李伯元所创作的《庚子国变弹词》,共四十回，初刊于《世界繁华报》,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连载，1902年冬，由报馆刊成单本六册发行。“宣统辛亥，复有石印大本出现，惟已易名为绘图秘本小说义和团，分上下集，内容只有原书之前二十回，续本出否不可考。”②阿英认为弹词形式“韵语出之，感人尤易，传播得也更容易普遍”,对该剧评价甚高，称其“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是“最能反映这一回事变，最通俗，而又有文艺价值的书”。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