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que;cabal] 集团,派别,多为争夺权利、排斥异己互相勾结而成《荀子•臣道》：“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      ”1      指同类的人以恶相济而结成的集团      后指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倾轧的宗派      汉·桓宽 《盐铁论·复古》：“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 唐 · 刘昫 《旧唐书·李晟传》：尤恶下为朋党相构，好善嫉恶，出于天性      《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八年》：“时德裕、 宗闵 ，各有朋党，互相济援      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      ’”宋·袁燮 《端明殿学士通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罗公行状》：“今恶直丑正之徒，私立名字，阴阻善良，稍相汲引者指为朋党，稍欲立事者目为邀功，而独以循默谨畏者为时才      ”宋·赵与时 《宾退录》卷七：“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      ”章炳麟 《国故论衡·原道中》：“不尚名誉，故无朋党；不尊谈说，故无游士；不贵才气，故无骤官      ”　2      谓结为朋党      《韩非子·有度》：“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      ”《晋书·郤诜传》：“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      ”中国封建社会的现象      概述在中国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      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      这种党派门户之争，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结果，往往是敌对的双方都难免意气用事，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使政局变得日益混乱，政治变得益发腐败      所以，不论所取何义，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都暴露了封建专制的阴暗一角      朋党的形成及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及其吹鼓手都提倡以礼仪教化为治，因而形成了讲“德”治而不讲法制的传统      但在政治运作中，由于硬性的制度约束不健全，光靠软性的道德教化来约束人，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很不发达，仓廪不实，腰包未鼓，人们的各种需要很难得到满足      此时，光讲一个人要知礼节、守礼节，不要有非分之想，显然有唱高调之嫌，不合常情；倒是见利起意或见利忘义，时不时突破道德的底线去钻制度的空子比较正常，也更合常理      求诸实际，官员们在替皇家办事的过程中，为压制甚至打击政敌，获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难免要常常利用同门、同乡、同年等多种关系，结成各种利益集团，各类“朋党”也就因此产生了      当各种利益搅和得如一团乱麻时，朋党之争也就日趋激烈，而朝政也日渐脱离正轨，走上邪途      尽管最高统治者也可能采取严厉措施以铲除朋党，如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但由于历代王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难以摆脱播龙种下跳蚤的怪圈，以至继任者驾驭政治的能力越来越差，因而，朝政不仅难以因打击朋党而得到扭转，反而因按倒葫芦起来瓢的效应而益发腐烂下去      而且，一个王朝的寿命越长，朋党问题就越是盘根错节，就越可能在这种扰攘不息的政争中走向尽头      回顾历史，汉、唐、宋、明，概莫能外      有趣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官僚政治中，历朝历代都有很多饱读诗书、浸淫于儒家政治伦理的士大夫，他们不仅对前朝“朋党”问题的为害之烈有深刻认识，而且对当朝“朋党”问题也特别敏感，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      他们多认为，“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      ”于是，就难免要以一副忧心忡忡的姿态提醒君上“塞朋党之门”，“禁朋党以厉百姓”      应该说，他们的动机是为了皇权永固，朝政清明；他们的目的是要防微杜渐，甚至未雨绸缪，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问题是常常搞过了头，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拿“朋党”作整人的幌子，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      而君上一旦误入这一圈套，雷霆大发，打击的就是一大片，而且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遭殃小人得志      结果呢      必然就是正士远离权力中心，抱道君子齿冷心寒，朝纲日渐紊乱，朝政日渐腐败      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遇到这样的怪事：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改革，反对新政，但他们并不直接攻击新政，而是攻击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杀手锏就是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为“朋党”      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万事休矣，因而气得大文豪欧阳修牙根痒痒，立马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朋党论》予以回击      他的这篇《朋党论》雄文，今天读来，仍有深长意味      与常人朝结党营私方面去看“朋党”问题不同，欧阳修对“朋党”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对“以同道为朋”的君子朋不必紧张，对“以同利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气      为什么      因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      所以，他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倘能如此，不仅不会引发朋党问题，导致朝纲紊乱、朝政失序，而且还将达到“天下治矣”的目标      他所提出的“君子朋”与“小人朋”、“真朋”与“伪朋”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只不过要王朝末期的君王退伪朋、用真朋，实在是太难了      明代自万历中叶以来，也是党争不断      东林党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互相倾轧，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      夏允彝在论及明末朋党之争时，慨乎言之：“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      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      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      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      ”崇祯帝即位后，果断地处理了阉党逆案，似乎给晚明政治带来了一线希望      遗憾的是，他虽然打击了阉党，稳住了阵脚，但并没有能够从朋党的阴影中走出来，也没有把大明政权从党争的阴影中拯救出来      崇祯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专，奖惩随意，朝令夕更，这就弄得官员们手足无措，动辄得咎      那些怀抱修齐治平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感、使命感，首鼠两端，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就更是斯文扫地，结党营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唯知紧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那点小利益      如此这般，无论是中朝的宦官，还是外朝的士大夫，结党的活动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变本加厉，更甚于前      无怪乎崇祯帝看到这般情景也要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      ”其时的大明政权，外有后金的强大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真是危如累卵，而与大明政权休戚相关的肉食官员们却忙于结党，忙于窝里斗，没有几人真正为大明政权的存亡操心，崇祯帝又缺乏挽大厦于将倾的胆识、手段与能力，亡国的命运也就如影随形，跟定他了      政治权力理当用来为天下谋利益谋福祉，但在不讲法制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权力一眨眼就由公器变成了私器，变成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工具，上述朋党现象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这种演变，难怪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自由和科学是那般受到现代中国人的顶礼膜拜      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创建，天启五年（1625年）被政府当局禁毁，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反响，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      与它同时代的人对它的看法已经十分歧异，到了清朝编纂《明史》时，关于它的追述已经不是原先的本来面目，以致影响了今日历史学家对它的判断与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有关条目写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      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      时人谓之东林党      ”而所谓“东林党”则被解释为“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      把东林书院定位为“评论时政”的“政治团体”，把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之间划上了等号      东林书院是一个“政治团体”吗      东林书院是一个“党”吗      看来似乎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      东林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的讲学场所      杨时师事二程（程颐、程颢），研究孔孟之道，告老致仕后，在无锡城东创办东林书院，在此著书讲学      元末时书院废弃，成为寺庙      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无锡人邵宝试图在此重建东林书院，没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个东林书院，王阳明还为此写了一篇《城南东林书院记》      杨时书院在城东弓河畔，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旧址重建东林书院后，城南东林书院逐渐荒落，无人知晓      幸亏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瑴写了《两东林辨》，人们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城南东林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顾宪成，因议论“三王并封”以及会推阁员事宜，与内阁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兄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与士子们一起讲求学问，有意复兴杨时的书院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支持，修复杨时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号称“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能够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虚己悚神，执经以听”的东林书院的吸引力何在      它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按照顾宪成、高攀龙的解释，他们是想通过书院的讲学，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纠正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倾向，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      顾宪成在他的文集《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阳明学的流弊：“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也就是说，对儒学经典的解读采取一种轻率、随意的态度      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要点就是“尊经”——尊重儒学经典，以“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为榜样，意在纠正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      他如此描述这种不良学风：“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      ”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书院的日常功课及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      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的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东林讲会到底议论些什么呢      “东林会约”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      ”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读《四书》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      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中说，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顾允成进入讲堂，侃侃而谈，远必称孔子孟子，近必称周敦颐、程颐、程颢      如果有人发表“新奇险怪之说”，他立即脸色大变，坚决拒绝      朝鲜王朝的政治现象延续了五百年的朝鲜王朝，期间有两百多年被朝廷中各大势力所组织起来的朋党所掌控      这种以朋党为中心持续数百年的的政治现象在古代世界历史上属于绝无仅有的      即使是在东方文明的鼻祖——中国，也很难在一个朝代里长时间的保持朋党政治这样的状况      朝鲜的朋党政治，严格地来说，是从宣祖大王统治时期（公元16世纪后期，明朝万历前期）的东人党和西人党分裂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