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出现了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产生了社会分工。分工使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劳动与享受、生产与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成为可能，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同时，“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2]。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反过来成为一种“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同他对立的力量”，反过来压迫人、支配人，这就是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已经出现了。在“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个人没有独立性，劳动者仅仅被当作劳动的自然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23]这就使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即劳动者被当作物（劳动的自然条件），被不劳动的剥削者所占有和支配，对劳动和劳动者来说，这就是异化。但是，这种异化仅仅是社会部分成员的异化，还不是社会每个成员的异化。